陈曦的微商产品公司在北京举办颁奖典礼

　　陈曦显然不很清楚在大会上会遇见哪些人，获得哪些人脉，但她爽快掏钱订了3000元的货，坚定地说：“会有红毯，还会有媒体的集中采访，还有签名墙……”

　　相比于翠翠“有组织、有仓储”的微商事业，王小西的微商生意显得随意灵活。所有服装实物都在王小西在广州开服装店的朋友那儿，唯一的成本就是朋友让他“意思一下”的200元代理费。
　　寻求“自我”在客居城市的存在感
　　在地下食堂把酱香饼烙得滋滋作响的双手，在碰自己的微商产品之前，都要拿肥皂洗过一遍；在吹风机前制造着隆隆声音的手，在接到新订单时，把手机拿得离噪音远一些；在工厂里机械重复着同一个生产线动作的手，停下了，惬意地一点点抹上自己代理的护手霜。
　　现在，为了做微商，王小西觉得增加对常识的“输入”是必要的。他在手机里下载了好几个新闻APP，毕竟，谈论新闻在很多时候能够保证不冷场。“蚁族”这个词，他正是从这些新闻客户端里看来的。他还买来一沓教人“为人处世”的畅销书，“我看过海底捞的老总写的书，怎么做好服务行业；　也看过蔡永康（注：实为蔡康永）的书，我强烈推荐”。每天店里客人较少的中午，他就掏出书来翻几页。他说：“这不算是喜欢阅读，我是发现了自己的不足然后在书里找帮助。”

　　4月初，26岁的翠翠购入了这辈子第一双红色高跟鞋，打算出去跑微商业务时美美地扮上。现在，红鞋被放在几麻袋的面粉旁，落了灰。
　　回京当天，她邀请熟识的大学生来家里吃饭，请求道：“能不能帮我写微信文？标题类似于‘她在创业，请你帮帮她’。”那顿饭，翠翠做了火锅，她不愿吃火锅里的两只鸭腿，她宣告：“我现在晚上是素食主义。”或许，习得城里丝丝入扣的生活习惯，相比于获得城市中的人脉，对翠翠而言要容易很多。
　　“在我们农村，很多年轻妈妈都不能见证宝宝的长大，生下孩子没多久又跟着丈夫去城里打工。而我就好了。”现在，陈曦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哄宝宝，之后梳妆打扮，整理微信里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订单，去镇上发货。渐渐，镇里快递点的人都认识她了，她的名声也开始在镇里传播——“这个女人做微商，赚钱赚得好狠。”

　　她的微商买卖，与翠翠、王小西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，她对大城市社交网络的捕捉与完善，是以“远程操控”的形式展开的。而她的生意看起来明显更兴盛，每月可赚5000多元，顶峰达到过1万多元。促成海量订单的，是陈曦在两年多前回老家待产前在天津的最后一份工作：快递点老板娘。
　　这位和朋友在大兴区合租了一间月租1500元卧室的男孩，诚恳地说：“我就是传说中的‘蚁族’。”他掏出手机给老客人看北京市地图：“你看，我住的地方都快要出北京了！”王小西认为，只有多袒露自己，才有可能获得这座城市里的人一星半点的信任。
　　陈曦夫妇俩在2013年、2014年前后承包了一个快递点，雇了四五位工人。当时很多老客人为了收发快递方便，就会加老板娘的微信，于是陈曦的微信通讯录里多了几百位“天津本地人”。她没有想到，这成了后来做瘦身酵素微商代理的优质客源。
　　5月17日，陈曦的微商产品公司在北京举办颁奖典礼，表彰业绩杰出的微商代表并展开同行业的交流。这个“殊荣”的门槛是：每位代理一次性提货3000元。
　　和翠翠一样陷入这种在“城”与“乡”双重身份之间摇摆的新生代农民工，其实不在少数。他们把自己全身心投入，与城市及城里的人，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
　　想要快速破冰的他，重新注册了微信号“林小雪儿”，像女孩的名字。为更逼真，他在这个微信号的第一条朋友圈，上传了一位女性朋友的3张照片。
　　翠翠代理的产品有3样，具中草药消炎功能的洁面香皂、补水面膜及一套护发产品；已投入的成本，是4000元和一部苹果手机。现在她算是第三级的微商小代理，最宽慰的是手下已有3位代理，“其中一位还是大学生！”翠翠骄傲地逢人便说。
　　翠翠摇了摇头，“手指触键不够灵活”。每天在微信朋友圈更新10条以上的她，在去年这个时候，还以为大家都在用的微信不过是“不花钱的短信”。在这个地下食堂里一间仓库搭成的卧室，苹果手机是个“奢侈品”，“双人床”是五个长条凳和两块木板搭的，“床头柜”是两个以前放酱香饼调料的空箱子摞成的。翠翠说：“在北京的家都是临时的，要啥家具？”
　　陈曦犹记自己在电子厂的模样：“每天埋着头也不怎么和别人说话。因为我是小学毕业，所以不会讲普通话。倍儿土！”
　　做微商两大目的，“就是在城里交朋友、赚钱！”
　　翠翠说自己做微商的两大目的，“就是在北京城里交朋友、赚钱！”来京打工几年，攒的朋友只有几位山东德州来的老乡。
　　人脉，是在城市闯荡最重要的“财富”
　　这些“大咖”很多都和翠翠一样，是年轻的母亲，微信名字具有固定格式“宝宝的小名+妈妈”。翠翠琢磨出规律后，把微信上的名字改成了“若菡妈妈”。
　　对这群都市异乡人而言，外出务工更多是出于生计考虑而对城市生活的被动卷入，而学做微商，称得上是他们对城市一次彻底意义上的主动拓展。这些年轻的务工者，已经突破父辈那种简单基于地缘、亲缘的人际传播网。在探寻自身与城市的关系中，个体的自主意识逐渐抬头。
　　让翠翠感到疏离的反倒是山东老家的生活。她有时会一个人倚着硬纸板叹气：“愁死了，你说我回老家能干什么呢？”9年城市的生活经验，让她淡漠了那块和她具有亲缘、地缘联系的土地。提到在湖北的老家，王小西简单摇头说：“还不打算回去。”然而，陈曦却在心里说过无数遍：“幸亏回老家了，大城市里压根没有我要的舒适的生活。”
　　上海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陶建杰等人曾针对上海31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传播做了实证调查，发现其人际传播网络已突破农民工群体内部。他们的人际传播网成员中，至少有1人是上海人的占22.7%；更有4.7%的受访农民工，提及姓名的人全部为上海人。
　　赴京之前，陈曦和老家的熟人见面打招呼，都会特地加一句：“我下周要出差去北京！”
　　王小西是1993年生人，家在湖北的小城。他非常清楚，按他现在这种规模做微商，月收入不会超过2000元。但等美发店的客人纷纷加上微店后，他就将拥有强大的人际关系网络，“这些人我是可以带着走的，要是哪天我从助理升级成了发型师，他们都会愿意来找我”。王小西说，这就是年轻时在大城市闯荡，最重要的“财富”。
　　她还是想回故乡。饼摊关门后，她带着一箱微商产品回老家，又失望地回来了，“老家的消费能力不够……”她看到一直在老家经商的姐姐对于老家人脉圈子的驾轻就熟，突然觉得自己被架空了。
　　而这一点，西南大学学者刘美玉在其《基于扎根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机理研究》论文中提及：新生代农民工在朋友的影响下，筹集资金及其他创业资源，模仿他人选择投入风险小、门槛低、依从打工所在领域的生存型创业，目前为止生存型创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主导模式。
　　“我应该和你们是一届的！”这是翠翠见到女大学生常侃的第一句。她是按年龄算的，而实际上，她只是初中毕业。翠翠说：“我总得找出点她们和我一样的地方，才能把东西推荐给她们。”
　　做微商，陈曦努力的第一件事就是学说普通话，她跟着电视里的人一遍遍地学，平时把字咬得很慢，很慢。
　　采访后期，翠翠向我们发出了去团购吃北京一家“日本菜”自助的邀请；王小西谈及微商收入时，耸一耸肩膀说：“只够和朋友晚上去簋街吃（北京市区一条知名美食街）吃麻小（麻辣小龙虾）的。”惊异于他们对这个城市消费生活的常态化陈述口气，没有丝毫“外来者”的生疏。
　　不久前，翠翠家的饼摊没了。学校食堂要办卫生执照，酱香饼摊作为“卫生隐患”被封。饼摊是翠翠一家五口的唯一收入来源，翠翠急得半夜坐在床上不睡。饼摊还在的时候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它，专职做微商。她说：“饼摊上都是面粉，做微商身上干净。”但直到饼摊关门的第15天，翠翠都没有兑现理想。她去了一家超市收银。
　　大学食堂对翠翠的微商生意，是个好的试验场。每天定点的几拨汹涌人流来临时，她都会利索放下切饼的菜刀，急步跑去食堂中心，打开微信搜索“附近的人”，加好友。学做微商的前后，翠翠的“好友”人数增加了六七百人，而她真正能对上脸的，不过是一百多人。


　　正有一群在城市生活里浸泡得并不久的90后新生代农民工，刚刚开始把触角伸向了微商领域。尽管一种趋势已渐起：日进斗金的风光年代早已过去，后来者已经没有什么利润。
　　王小西对于如何和人交流、建立信任的第一步，已有鲜明主张：“首先应该幽默，懂得赞美别人。”他调用幽默，展示了他小拇指的指甲盖：“我这个就叫‘微微微创业’。”
　　与父辈相比，他们更注重寻求“自我”在客居城市中的存在感。不禁想起香港学者马杰伟在其著作《酒吧工厂》中所写的一幅图景——在深圳的酒吧内，一群做服务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夜场散去后，下班的他们换上城市客人的装束，换了一家酒吧，俨然“做事业、寻乐子的人”一样推杯换盏，开怀大笑。马杰伟写道：“他们学会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。透过消费和劳动，加强了城市性与现代性作用于他们农村身体上的双重改造。”
　　王小西从不通过微信搜索“附近的人”来招徕生意，他选择和店里的顾客攀谈。由于他微店的衣服都不超过200元，推荐给什么样的顾客是门学问。“如果是一位背着名牌包的30岁以上北京人，那我不会提微店。学生党、小白领是主要目标。”这被王小西称为“沟通技巧”。
　　每晚19时许，翠翠都要在食堂里找个安静角落，坐着看“大咖”讲课，表情庄重。

　　唯一一次鼓足勇气和女大学生交朋友，是那位女生带了外国人来买酱香饼，翠翠听了她流利的英语后惊诧：“你的英语，怎么会那么好！”从此，那位女生来买饼时，会和翠翠多聊两句。用翠翠的话说，这是“成了朋友”。翠翠卖产品，总是爱追着大学生“朋友”问：“你们到底爱用什么？你们有多少生活费？”
　　陈曦（化名）在5月17日去北京参加微商“大咖”的活动——这个消息，山东德州乐陵市杨安镇崔刘社区的人几乎都知道了。为了去北京，陈曦趁着去镇上发货的间隙烫了头发。
　　1年多前，在中国农业大学地下食堂卖酱香饼的李翠翠，选择了做护肤美发产品的微商小代理。如今，凭借微商，月收入两千多元。
　　第二件事，是尽量发优质的朋友圈，“就要打造个人明星圈，勇敢地把生活晒到朋友圈”。这是陈曦上级代理给出的忠告。到货、发货、自身试用体验，都是必须记录的短视频环节。于是，陈曦的朋友圈变成了一个秀场，自己的身高、穿着、宝宝、家庭，成为了秀场之中的背景。陈曦说：“想到是在赚钱，秀再多私生活也觉得是工作。”
　　作为势头旺盛的二级代理，她下面有几百位向她拿货的小代理，其中包括白领、教师。她还肩负着培训小代理的任务，可她只是小学毕业生，给这些“知识分子”上课，起初有些发憷，后来也就明白了：只要你懂的他们不懂，那你就可以做他们的老师。
　　但随着上学期那位女生的出国留学，翠翠在这个大学里又落了单。
　　社交、言谈、生活方式、新媒体使用技能，这群学做微商的都市异乡人，像是在偌大的城市里，玩起了“闯关游戏”。而他们全身心投入城市之后获得的机遇，又为返乡创业提供了便利：借由此，继续与城市，保持着“若即若离”的关系……

　　1990年出生的翠翠，是5岁女孩的母亲。在接触微商之前，她擦脸的护肤品是女儿用的“宝宝霜”，而往脸上敷的第一张面膜，就是自己推销的产品。她不考究的证据还有很多。比如，身份证上的名字是李丽，这是她17岁在老家办证件时弄错的。当时刚退学的翠翠急着跟老乡去天津打工，就没要求改，“叫什么不都一样？我的结婚证、准生证、户口本上全是李丽了”。
　　为更符合大城市的审美需求，在做了微商的第3天，王小西剪去一头盘根错节的黄色头发，换回了从前在老家时的清爽模样。他说：“哈哈，我知道你们说的杀马特，我不是那种杀马特！”
　　正是为了在地下食堂获得好一些的手机信号，翠翠在今年过年时，将几百元的国产手机升级成了苹果手机的最新款。

　　这样的微商试验进行半年后，陈曦的月收入超过了丈夫。她觉得自己再也不用回城市打工了。

　　“我下周要出差去北京”
　　“我手机里有美颜相机、美图秀秀，每次发货都要拍微视频。”翠翠举着刚买3个多月的iphone6s　Plus，手指“刷刷刷”往下扫着屏幕上的微信未读消息，653条，屏幕迅速变换，有些晃眼。

    ■本报实习生　杨书源　记者　林环
　　对陈曦而言，微商是让人获得“尊严”的好职业。什么是尊严？她的解释很直白：在农村，丈夫周末愿意带着你出门去见他的朋友了，公公婆婆平时做饭也会记得问你想吃什么了。
　　他至今还记得刚到一家美发店做助理时，向一位下班来做头发的姑娘寒暄“你家住哪儿”之后，所遭遇的一个恶狠狠的白眼。
　　依靠朋友发来的服装照片和介绍，王小西搭建了“韩版潮流前线”的微店。他每天闲下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选图上传。他说：“大城市是个讲门面的地方。”
　　“想问您，平时有网购的习惯吗？”北京西单一家美发店的助理王小西（化名），边说边把最后一根卷发棒，在年轻姑娘的发际线上盘好。他微微欠下身掏出手机，“我开了一家微信上的服装店，有需求的话你来店里逛逛，价格都不贵”。姑娘低头浏览微店的工夫，王小西给客人麻利地洗了一个苹果，给自己也洗了一个。
　　为了早日能有底气专职做微商，翠翠请人牵线，埋伏在大学生的班级微信群，伺机加入，或让大学生领着去宿舍介绍产品。有几次，她本想冲进女生宿舍，走到门口却条件反射一样退回，“我实在是太不像大学生了”。
　　而学做微商，对于这些采访对象而言，或许正是他们在探寻自身与城市的关系时，一次具有行动色彩的自我塑造。

　　这些来自农村、曾经或正在城市里留下生活印记的年轻务工者，被社会学研究者定义为“新生代农民工”。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数据，全国农民工总量约2.77亿人，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约占47%。
　　记者手记
　　翠翠在北京给人打工卖过3年蛋糕原料，又自己做了3年烧饼，还卖过衣服。她说：“最喜欢卖衣服，因为很干净，但卖蛋糕原料最锻炼人，可以看城里各种人的想法。微商也是这样，而且干净。”
　　27岁的陈曦，对于城市的印象，最初停留在天津经济开发区的一家电子厂。“就连自己，也像是一个零件。”她知道，从老家到天津的大巴要坐4个小时，但不知道，北京在天津的哪个方位，有多远。
　　网速流畅的手机，相当于是翠翠“微商手机课”的入场券。她的微商产品背后是家公司，有很多她口中的“大咖”，会每天在微信群传授经验。翠翠常会从“大咖”那儿“偷”些东西来转发。